世界文化史

目錄

 

01 人類文明的誕生

02 印度文化

03 中華文化

04 希臘羅馬文化

05 希伯萊文化及原始基督教

06 伊斯蘭文化

07 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

08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

09 啟蒙的時代

10 工業化、革命時代

11 20世紀

 

[節錄]

中產階級的世界觀

產業革命促進了新興工商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權力,要求政府開放自由競爭、廢除特權(諷刺地是他們建立另一個新的特權階級),鼓勵經濟個人主義、自由放任。

1776年,當過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校長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發表了《國富論》。他一開頭就闡明了:「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須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而構成這一必須品和便利品的,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產品。」換句話說,財產的來源是勞動。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由此引起的國民財富的增加,依賴於勞動的分工。分工又取決於市場的廣狹,所以一切限制市場的措施,都在妨害社會的福利。因此,他積極主張經濟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他又指出,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即「經濟人」),以利己為動機,追求自由競爭,卻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產生調和,社會全體才得以順利發展,增加國富。

人類因分工而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互相交易,獲得比自己用同等勞動力生產更多的利益。貨幣是達成交換的媒介,通過這個媒介,一切貨物才能進行買賣與交換。交換的比例及原則以價值為標準,「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的真正尺度」。本來勞動產品歸勞動者所有,商品的價值也以生產所消耗的勞動來決定;資本主義出現後,把勞動者所創造出來的價值分為工資和利潤兩個部份;此外,土地私有化後,勞動產品及其他價值也就分給土地所有者,成為地租。因此,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原始源泉。勞動者、地主和資本家構成了文明社會。

亞當斯密樂觀地預期,生產擴大將使勞動者脫離貧困的生活,但一切卻背道而馳。牧師兼東印度大學近代史及經濟學教授的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 1766~1834),在他的《人口論》(1789)中指出:「人口按照幾何級數增加,而糧食只按照算術級數增加,貧困與罪惡必然因此而產生。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則”。」當然,不健全的職業、惡劣的生活環境、疾病、戰爭等等原因,也會導致人口的減少。為了避免這個不幸的災禍,他建議人們要避免早婚,減少生育,通過如此預防的限制,產生道德節制,人才能擺脫痛苦與貧困。

馬爾薩斯的論點迎合了中產階級,他們正巴不得拋卻救濟窮人的包袱,他的論述對猶太人李嘉圖(D. Ricardo, 1772~1823)有了深刻的影響。李嘉圖14歲就在交易所活動,25歲就已經發財了。他面對工業革命後人口迅速成長,土地兼併及連年歐洲戰爭,貴族強行通過〈穀物法〉(1815)來保護特權階級(即穀物價格每夸特超過82先令時,才准許進口外國穀物),使中產階級因為糧價暴漲而無法支付相對較高的工資危機,怨聲載道的時代,適時地發表了《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1817)

李嘉圖認為,人口的增加導致勞動供過於求,市場價格又降低,造成奴工生活水準的急速惡化。因此,工人的人口自然增加率成為調節工資的基準。工資應該維持在剛好使工人足以「維持和延續其種族的生存,既不增加也不減少」的水平上。這是一條無法逃避的工資鐵則,當勞動的需求大過供給,工資就會上漲;相反,勞動供過於求,工資必然降低。他為中產階級雇主提供了壓低工資的武器。

然而,英國中產階級又如何在一方面要求政府放任自由,又同時要限制(應該是壓制)勞工人口及工資、阻止地主獲得暴利的自相矛盾中自我辯解呢?邊沁(J. Bentham, 1748~1832)的功利主義滿足了中產階級。他在《道德和立法原理》(1789)中強調,任何法律、社會組織,都必須根據讓「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多數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的準則,否則,不論它多麼神聖,都應予廢除;個人的自私必須在功利主義下取得平衡。邊沁的學說為中產階級的干預主義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武器,促進了救貧法及法國擴大教育體制的作用(1815~1848年間)

法國人孔德(A. Comte, 1798~1857)是聖西門的徒弟,他堅持所有真理都都來自經驗或對物質世界的觀察。他以自然科學的優越性來論斷,即唯一具有現行價值的知識是「實證的」或科學的知識,提出了「實證主義」。他把人類知識的發展分為3個階段:神學的、形而上學的,以及科學階段;並且宣佈不經過工業化的騷動痛苦就不可能達到這個階段,這樣,他為中產階級的地位作出最有力的辯護。

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C. Darmin, 1809~1882)1831年隨海軍勘探船“貝格爾”號做5年的環球考察(但沒有任何報酬可言)1859年他發表《物種起源》,震撼了科學界。達爾文提出自然選擇,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生存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的物種不斷被淘汰,但最終也將產生一種新的物種。1871年他又發表《人類的由來》,大膽地假設人類的祖先是類人猿。他把人的地位拉下來和動物及其他有機生命相同的生物範疇。

達爾文的學說被扭曲成一種教條,即「適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更被T.H.赫胥黎等作用成王敗寇(道德上的失敗),和白種人優越的謬論,即「社會達爾文主義」。另一個英國社會學家史賓塞(H. Spencer, 1820~1903)更強調,不僅物種和個人按照達爾文的進化原理變化,連行星、太陽系、風俗習慣、社會制度、宗教、道德等也按照進化原理而發展變化。

穆勒(John S. Mill, 1806~1873)毫不妥協地堅持自由主義,在《論自由》(1859)中抨擊「多數人的暴政」。他認為「假如所有人持有一種觀點,而唯有一個人持有相反意見,那麼人類讓那個人沉默下來並不比那個人(假如他擁有權力)讓人類沉默下來更為正當。」

穆勒捍衛的是個人自由,而英、法中產階級要求的自由主義,則是在一個有效率的政府下,承護工商企業發展的價值,他們的利益可以通過立法機構來保護,他們要的是改革,反對革命;他們主張代議制而非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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