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周恩來

序言

 

毛澤東和周恩來代表中國知識份子的兩種極端典型:毛讀的是線裝書,一輩子從歷史(當然是中國歷史)學得教訓。他把人事糾葛一再用歷史事件來解決,鬥爭、鬥爭、不斷地鬥爭。他是中國知識份子裡最有野心和氣魄的一個,深知「槍桿子出政權」,但卻是唯一用理論來壓制槍桿子、用槍桿子來捍衛理論的人。

在毛澤東的眼裡,任何人都是他實驗的對象,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標準,毛的標準只有一條:「逆我者亡,順我者用。」毛澤東不斷發動鬥爭,以理論(事實上是他總結歷史的獨特看法)來發動全黨、全軍、全民的鬥爭運動,把「逆我者」扣上人民公敵、反黨叛國的大帽鬥臭鬥垮,使他們永無翻身之地。他並非自卑或自大,只是過度自信,相信自己永無錯誤。從延安時期到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毛一貫地執行他的策略,儘管偶而認錯,但也只暫時停止,而非退卻;當那些政敵、逆我者得意洋洋地放話後,毛又再度拿起理論的大刀,配合槍桿子作後盾的群眾運動,無情地出擊,迅速地鎮壓異己。

周恩來出身官宦世家,早就習慣中國官場及至宮廷文化的技倆,他才華出眾、風度翩翩,卻一再表現不爭功、不諉過的謙沖態度,從來就不曾功高震主,從不露出野心。但他不是唯命是從的奴才,又能縱橫捭闔、左右逢源,所靠的是取得主子的完全信賴──不會奪權,又深獲部屬及同僚的信服──他一切為公,協調人事,皆大歡喜。

這兩個人在中國歷史上總算是第一次既聯合又鬥爭的模式。毛不必鬥爭周,周不會反毛,兩得其便。毛的權威使得周不敢也不會反抗,周的才能及忠於事務,使毛不必也毋需隨時提防周的不軌之心。

然而,這種伴君如伴虎的恐怖平衡,卻使他們兩人都異化了:毛澤東淪為權力的俘虜,愈老愈害怕失去權力;周恩來也從一代人傑墮落成為家臣,戒慎恐懼地害怕被鬥爭。權力的辯證關係勝過國家與民族。毛一再試探臣下,周唯有戰戰兢兢地揣摩聖意。毛皇帝的失誤,周宰相永遠替他善後。

毛鬥爭政敵,周在事後擦屁股,安撫受創者;然而,他從不在毛的面前公然逆旨,比中國歷代宰相更陰柔。「毛太陽」隨時像一把烈火燃燒中國,「周大雨」及時地普降甘霖。這種荒謬的現象也只有中國文化才能孕育出來。

歷史的智慧並非一再重覆過去,但是中國歷史的發展卻是停滯的;人的糾葛一直是歷史動力的主軸。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必有什麼世界眼光、讀較多的書,只要懂得如何做人、如何進退應對。毛澤東徹底否定這一套,他最喜歡鬥爭知識份子,卻和劉邦、朱元璋這兩位流氓出身的皇帝不同;他有理論、有霸氣,搞陽謀,不耍陰險。周恩來則是集中國知識份子最軟弱、最忠於主子的大成,為一己的權位,踐踏千萬人而不悔,卻口口聲聲為黨為國,說穿了不過是為毛皇帝一個人辦事罷了。

這兩個人的角色無法互換,周恩來不敢負全責,害怕失去權力和被鬥爭;毛澤東則無法成為忠僕,他只能站在千萬人的頭上。

毛澤東不像歷代中國知識份子口口聲聲為天下先,卻只躲在暴力集團的陰影下,他就是權力;周恩來只能為暴力服務,不能創造暴力統治,而全靠暴力維持權力。毛澤東終究還是中國的皇帝,周恩來畢竟只是中國的宰相。

將這兩個中國現代史上最典型的人物作一個清晰的比較與合傳,則是一種新的嘗試。歷史的敘述不止於史實,還要有想像的空間。毛的浪漫比較於周的冷酷,在現代中國所造成的深遠影響,恐怕到下一個世紀還是無法擺脫的惡夢。

 

楊碧川

1999.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