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旗化的「監獄」

  

楊碧川

2012.08.21

 

1. 三進宮

我父親柯松木是台南州善化街的一個小鐵皮匠的兒子,年輕時因為家裡貧窮無法上公學校,到高雄州旗山去學做麵,由於他誠實勤奮,被師傅招贅,娶了師妹盧美。22歲的父親帶著17歲的母親搬到左營租房子,開始做麵條。我的名字是取於父親的故鄉善化及母親的故鄉旗山,命名為「旗化」。

「對我而言,我的名字代表父母希望我勿忘故鄉,也象徵對鄉土的愛。」

不料我兩次以政治犯身分坐牢,偵訊我的特務強把我的名字曲解為「改換國旗」,硬說我連名字都有問題。「這時候我才發覺我的名字也可作如是的解釋。要是能使這個腐化的專制國家瓦解而變換國旗,實在是求之不得」。(註:台北工專教英文的外省人教授李文忠先生,他女兒名字是「李方文」,特務也硬說「方文」即「放」,也就是「解放」,所以他成了「共匪」。)

這就是柯旗化先生(1929~2002)受難的「原罪」。19453月美軍登陸琉球,日本準備最後的「本土決戰」,念高雄中學四年級的柯旗化和其他同學被徵召編入高雄壽山學生隊。他穿著學生制服,頭戴學生帽,胸前佩戴二等兵的一顆星,進駐舊高爾夫球場的房子裡。每天除了偶而做些肉搏攻擊戰車或夜襲敵營的訓練,主要工作就是在附近挖隧道、構築陣地。

有一天他去山麓的部隊工作,碰到一位東京帝大畢業、管倉庫的一等兵。「軍隊實在很討厭,把人性都磨掉了。」他那無奈的表情「令我印象深刻」。B-24轟炸機炸死了五個人,幾天後父親帶著二弟柯飛樂,騎腳踏車千里迢迢地從竹圍仔(旗山以北20多公里的山村溝坪附近的疏開地點)趕來壽山看我,只有弟弟被小隊長留下來陪我過一晚,第二天早晨「我目送騎腳踏車離去的弟弟的背影,心裡難過衝動得想跟在後面追去」。

19458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佈大日本帝國無條件向盟軍投降。8月底柯旗化終於接到復員令,每人發一套軍服及毛毯,全體整齊列隊下,雄糾糾氣昂昂地穿軍裝走下壽山,回到高雄中學,聽完校長的訓話後立刻解散。

第二天一早他就騎寄放在理髮店潘叔叔那裡的腳踏車趕回旗山竹圍仔見到父母與弟弟。幾天後他們一家整理被轟炸過的家,一切回到從前。

1946年,16歲的柯旗化體驗到「醜陋的中國人」的種種惡行劣跡,比戰時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教員的月薪支撐不到幾天」,父親撐不下去,叫他輟學去國民學校教書。他苦苦哀求父親讓他報考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幸運地考上英語專修科。

二年級時,有一天他在西門町的虹橋書店發現一本巴馬(Harold E. Palmer, 1877~1949, 擔任過日本文部省外國語教育顧問)的The New Method Gramma,柯旗化走了三趟書店,想盡辦法終於買下這本圖文並茂、淺顯易懂的英文文法書。「這本書在我日後編寫《新英文法》時幫了很大的忙,尤其是在動詞語族說明的部份,賴以整理得內容充實而且具有特色」。

1947228日,他吃過午飯後和幾個同學一起要去中山堂看電影,在重慶南路附近公賣局台北分局前,目睹了激動的群眾爬上分局三樓,一個接一個把裝箱的酒和香煙丟下來的一幕。「我們覺得這比電影還要精彩」,不看電影而看熱鬧,半個小時後,大家匆匆趕回宿舍告訴其他同學一切。

聽到長官公署(現行政院)的士兵開槍射殺請願民眾的消息,同學們都爭先恐後地搭巴士前往市內。「我從公車上看到憤怒發狂的群眾,在路旁毆打大陸籍的男人」。師範學校校長被台灣人學生從群眾包圍的宿舍救出來,勸大家不要莽撞。34日他搭第一班火車,沿途看到台灣青年——各地學生的戰鬥隊實況。火車只能到橋仔頭,只好向同學借宿一夜,第二天借一輛腳踏車奔回左營老家。

在火車停靠岡山站時,雄中高他兩屆的余仁德(台大法律系)碰巧遇到我,託我將他的學生證轉交給台大宿舍(就在師範學校附近)的同學,代辦註冊手續。

余仁德幾天後才北上,列車在板橋站停下來,原車折回岡山。余仁德是大學生,被群眾推上台抨擊政府和軍隊,不久他被捕,幾天後在岡山郊外和長老教會蕭牧師一起被槍決。目睹這一幕的鄰居放牛女孩說他挨了幾槍,還怒罵「bakayaro!」真是死不瞑目。

19862月底,柯旗化終於衝破戒嚴禁忌,發表〈母親的悲願〉紀念余仁德英勇犧牲的經過。

請嘸通放炮  聽著炮仔聲  我會起痟

我的囝啊  我的愛兒  彼一日  你的目珠乎人掩咧  全身乎人縛咧  在一陣銃聲中倒落去  鮮血將故鄉的土地染紅……??

傷心的目屎流  二蕾目珠哭到變青瞑  滿腹的恨及悲苦  乎我暝日斷腸閣心痛碎

安息在故鄉的河的懷中  咱永遠閣分離開  活在同胞的心內  咱永遠閣孤單

19489月他升三年級後,宿舍內來了一些中國浙江大學轉學過來的外省人,只有彰化人鄭鴻溪說一口大陸腔的台灣話(他在中國長大)。柯旗化和他們交流,加入合唱團,學唱蘇聯的〈祖國進行曲〉。鄭鴻溪當選學生自治會長,大家都不知道這是中共統戰學生的外圍組織。

19493月開學後,學生圍看《光明報》,書店也出現左派理論書籍。柯旗化也買了《科學的哲學》、《思想方法論》。3月自治會改選,嘉義中學畢業的數學科二年級周慎源當選會長。

3月底警察取締師範學校與台大學生兩人共騎一輛腳踏車,釀成學生示威、罷課。4月初周慎源在街上突然被抓上一輛三輪車內,他在台大宿舍附近機靈地跳下來大聲求救,被台大學生保護而沒被帶走。46日早晨,警總數百名士兵包圍師範學校宿舍,揚言要逮捕六個人,300多名學生奮力抵抗,全體被帶到警總拘留幾天。前一天鄭鴻溪等大陸來的轉學生早已逃之夭夭;周慎源躲在廚房逃過一劫,後來在桃園武裝基地陣亡。

當時左營有五個大學生,其中三人後來相繼入獄,例如王廷俊(師範學院數學科二年級)被判有期徒刑八個月。

6月柯旗化畢業,8月派赴鳳山中學教英語,不受校長歡迎。巧遇旗山中學校長柯太,才順利到外婆家的旗中教初一三個班及高一一個班英語。101日毛澤東宣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主席陳誠早在519日就宣布台灣省戒嚴了(一「戒」就38年)。

後來柯旗化從報上看到師範學院的六名學生被槍決,其中有英語科的同學賴水木、賴裕傳和鄭澤雄三人。「我看到報導驚嚇過度,幾乎昏倒」。

19508月柯旗化轉調高雄市立一中,19513月調到「本省人當校長」的高雄市立女中。22歲的他被徵兵,預定和鼓山國小的陳文波(中學時代同學)一起於8月入伍。7月下旬陳文波涉及高雄市內鼓岩國校畢業的周姓外省人少年案件,他身上帶著中共歌集被捕,由此逮捕鼓岩國校全體男老師(因為學生說他們都加入共產黨),還一併抓了鼓山國校教過他的三個老師。特務要求陳文波找出能證明自己無辜的三個人,他指名柯旗化、李榮河和孫如雄三個中學同學。

731日深夜,柯旗化在左營家裡被四個特務抓走,一個月後械送台北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日本時代淨土真宗總院的東本願寺——現西門町新光獅子林)。

19521月柯旗化和陳文波被轉送台北內湖國小一角的新生訓導處第八中隊,4月上旬又被押上火車直奔高雄。黃昏時候列車駛過左營附近半屏山,沿著蓮池馳騁,「我看到懷念的母校左營公學校校門和校舍就在湖的對面」。火車停在故鄉的舊城站,令人懷念的故鄉,「我多麼渴望跳下火車回家!然而家人卻完全不知道我在這班列車內,即將經由高雄港送往綠島」。

在綠島「重新做人」的「新生訓導處」,柯旗化和一千多名政治犯關在一起。每天往來港口五公里挑補給品、上山伐木、修築道路、建造石造倉庫,「我揮著大鐵鎚敲開海邊的石頭,流著汗水挑著裝在網籃裡的土石,渾身是汗擔著修葺倉庫屋頂用的茅草,走在雨後泥濘的山路上,滿身泥濘扛著沉重的木頭」。

19534月柯旗化管訓完畢,已失去自由20個月了。回到左營老家第二天,找高雄市立女中校長幫忙,幸虧管訓被判無罪,得以復職,教二年級三個班英語。

19547月柯旗化報考美軍顧問團口譯員錄取,暫時放下教鞭,去鳳山的通信部隊,每天和美軍人員坐著吉普車來往於壽山和左營海軍基地通信站。難友陳文波也在前鎮國小教書,在柯旗化當翻譯官前,就介紹他的同事蔡阿李小姐,195512月終於和弟弟柯飛樂隔一天舉行婚禮,喜筵設在城隍廟前廣場,十多位美軍顧問也來參加,顧問代表用英語致詞,還送他們一套咖啡用具。

3~4個月後他為朋友借貸擔保,「不料他賴帳不還」,柯旗化只好代他贖還一萬元(相當於1990年代的一百萬元)。「對月薪才三百多元的我」無異禍從天降,只好申請開辦第一英數補習班。19567月他辭掉翻譯官,擔任高雄中學分校的英語老師。辛勤工作有了結果,不但償還債務,並在高雄市六合路買了一棟中古的木造兩層樓房。他繼續利用自宅的樓下做補習班教室。大兒子柯志明出生,帶給全家喜氣洋洋。

19577月柯旗化轉回高雄市立女中任教。19585月初出版《初中英語手冊》,立刻成為暢銷書。不料台南的書局不履約,他只好在自己住處設立第一出版社。《初中英語手冊》兩年內暢銷七版,1958年他忙得只好辭掉教職,停辦補習班,專營第一出版社。19609月《新英文法》問世,筆者在1962年念初中一年級時就已拜讀過這本人人爭相傳誦的英文法好書。《新英文法》到19918月的31年間共增印105版,大約銷售100萬冊。

1961104日柯旗化被中山派出所主管和幾個便衣帶走,不久被戴上手銬,用吉普車從前金區一幢民宅械送高雄火車站,當晚8點抵達台北,又立刻送進「睽別十年」的保安處。

特務放母親和妻子的錄音帶,柯太太堅強地說:「出版社的事請別擔心,要保重身體!」母親一叫出他的名字就泣不成聲。「我不覺叫聲『阿母』,哭了出來」。年紀大的特務冷然地說:「裝什麼嘛?別演戲了,騙不了我們!」柯旗化氣得心裡罵道:「你這畜牲!」

特務叫他寫口供說:「我從綠島管訓回來以後,對政府滿懷怨恨,在全島各地設立組織,預備叛亂……」柯旗化當然不肯照實寫,立刻慘遭刑求。特務丟出他弟弟柯飛樂台大經濟系同學U的自白書,說他「加入我的台共組織,接受我的政治訓練,要利用省籍矛盾在軍中發動台獨政變」云云。

以後才知道,U在公司派他去美國出差前一個星期被捕。特務「抓住U知識份子特有的神經質又脆弱的性格弱點,威迫利誘,他才像是受催眠般寫了這樣的自白書」,以求能早日獲釋。過去U到家裡,柯旗化曾談到自己的獄中經驗,不料卻被當成在做政治訓練。柯飛樂也在同一天被捕,特務逼他承認參加「台灣社會民眾黨」這個特務編出來的「組織」。

事情起於被柯旗化教過的旗山中學高一學生王君,後來他考進台大,寫信給在日本的叔叔,他提及「台灣社會非常黑暗、混亂。照這樣下去,有可能再發生一次二二八事件」。這封信落入郵局郵件檢查者手上,循線逮捕王君和他的兩名台大同學,同為旗山人的U君、U君的朋友和柯飛樂統統到監牢裡開同窗會。

柯旗化不得不承認曾經和綠島難友孫、FY談到組織,甚至連台共等名稱都提過,但未達成共識。後來又在台北中興大橋下河灘上,與東北人趙聚商議,由於趙強烈反對設立組織,因此不了了之。他特別強調,「雖然曾對我弟弟和U兩人提過綠島回來的人想要籌設組織,但他倆人並未參與此事」。

19621月柯旗化移監台北軍法處看守所,柯旗化在獄中一度想自殺,寫好遺書,認為那樣心情反而變得舒坦。他說:「阿李:我盡全力了,還是沒有辦法。與其被槍斃,還不如自盡。孩子們的事就拜託妳了。長久以來多蒙妳的照顧,真謝謝妳。祝妳和孩子們幸福。永別了。旗化絕筆。」

柯旗化寧可自殺,丟下妻子和三名子女,不料當天下午移房,被看守搜出放在上衣內口袋的遺書,一切都白費心機了。

1963820日被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三項「預備叛亂罪」起訴,「被告等均曾受感化教育而思想荒謬如板,惡性較重,爰各酌情科以較重之刑」,判刑12年有期徒刑。不久送往警備總部安坑分所,滯留三個月後,第二年春天,200多名政治犯移送台東泰源感訓監獄。

柯太太一直隱瞞丈夫坐牢的事,騙孩子們說爸爸去美國留學。有一天念國中一年級的女兒來信說:「爸爸的信為什麼不是從美國寄來的,而是從台東寄來的呢?爸爸,您在台東做什麼呢?怎麼不告訴我們?我很想見爸爸。」

197028日(農曆正月初3)泰源監獄發生六名年輕政治犯起義,後來失敗被從山上抓回來(原住民出賣了他們),五人判死刑,一人判處15年。有幾名警備隊的台灣兵也被槍斃。

柯旗化根本沒參與這件事,卻被「卑鄙的支那人」難友誣告他是主謀,立刻關進單人房一年多。19724月下旬柯旗化又和全體泰源政治犯移送綠島,當時筆者也從景美軍法處看守所和其他人移送過來,我是最後一名——「301號」。

柯旗化、柏楊、陳映真都關在六區。陳映真利用散步時間用日、台語說,共產黨派和台獨派應該聯合起來對抗國民黨,柯旗化回答說:「既生為台灣人,就應該愛台灣甚於愛中國。反抗國民黨反動政權的中產階級台獨民主派帶有革命性格,所以不該敵視他們。欠缺民主是共產黨的致命缺點。我認為民主化是共產黨最大的課題。」

19738月刑期屆滿前兩個月,監獄當局要柯旗化找兩個保證人辦保釋手續。不料104日當天早晨大雨滂沱,他母親和妻子前一天奔波從高雄到台東,接到的卻是丈夫已不在這裡了。柯太太佇立在大雨中的監獄門口,當有人問她為什麼時,她堅持如果未能親眼見到丈夫還健在,就死在這裡。當局決定讓她們見柯旗化一面,但不准交談。柯旗化從監獄隔壁的新生感訓隊帶出來,隔著50公尺和母親、妻子打個照面,又被送回感訓隊。

19754月蔣介石死後,他兒子蔣經國實際繼位(總統是嚴家淦)。翌年619日柯旗化離開綠島,先抵台東,下午4點回到高雄火車站前的巴士總站,父母、兄弟和妻子、兒女都來迎接。以知情不報服刑兩年、13年前出獄的弟弟柯飛樂抱著他放聲大哭。

2. 監獄島

1984年柯旗化成立台灣文化圖書服務部,19862月發表詩集《鄉土的呼喚》,同年創刊《台灣文化》季刊。1990年(61歲)以中、英、日、台對照出版詩集《母親的悲願》。1990年(63歲)他終於發表日文自傳《台灣監獄島》(在日本出版)。

為什麼自傳取名「台灣監獄島」呢?他在序文中指出:「戰後至今,台灣人一直在中國人的封建專制政治桎梏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我本來只不過是一個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英語教師,卻被扭曲成思想犯而入獄強制勞動,因而引發我對國民黨政權的反抗意識,並再度入獄,前後在政治犯監獄及勞動營度過十七年的歲月。這本書取名《台灣監獄島》,源自於囚禁我的綠島(火燒島)是個監獄,以及整個台灣島也可以說是一個大監獄。」

再也沒有比柯旗化更加簡潔明瞭地描述台灣的悲境了。

1943121日中、美、英三國首腦(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在埃及開羅開會後,發表〈開羅宣言〉,第一次正式提到台灣、澎湖在戰後歸還中華民國。羅斯福的用意,一方面在鼓勵蔣介石繼續抗日,以牽制在中國的百萬日軍,以便美軍全面結束歐戰;同時,也防止蔣介石或其手下私自與日軍和談或停戰。(註:請參考彭明敏、黃昭堂《台灣法的地位》, p.52John F. Copper, Taiwans Leagal Status and Its Political Futrue (Asian Profiel, 1976, June), p.190)

19458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29日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前福建省主席陳儀(1882~1950, 浙江紹興人)為台灣省行政長官。1025日上午10點,陳長官受降後,宣佈:「今日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歸中國版圖。」16個月後,台灣爆發反中國統治的「二二八事件」。

「台灣人把饞涎欲滴即將來接收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及軍隊,誤為祖國的政府與軍隊,抱著要作戰勝國一等國民的夢想,準備盛大歡迎。」

負責接收的官僚一有機會就中飽私囊,引起台灣人翻譯的反感與輕蔑,「懶惰、無人品又貪財的中國人,台灣人罵他們是『豬仔』」,「我們開始後悔被中國統治」。

台灣自古為「化外之地」,受日本奴化教育50年的台灣人「有再教育」的必要,從中國回來的「半山」台灣人趾高氣揚地幫中國人接收,排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有能力、誠實又認真工作的台灣人只好屈就中下級公務員或教員,被無能但擅長權謀之術的中國人支配」。

「抱著自大的大漢沙文主義思想,有如十九世紀封建官僚的中國人統治者,和在日本時代受過近代化教育、擁有二十世紀進步民主思想的台灣人之間,常發生摩擦,形成對立」。有貪污傳統的中國官吏公私不分,巧立名目中飽私囊,不久台灣的財政便陷入混亂。台灣銀行浮發紙幣造成空前的通貨膨脹800倍。

「靠偏狹的大漢沙文思想凝聚起來的中國人,不知道所有文化都是人類貴重的共同資產」,國民政府以掃光日據時代遺毒為名,把所有「公學校用的教科書悉予燒毀」。台灣人的祖先來自大陸,台灣人的文化本來也是中國文化的一支,「可是,經過幾次的外族統治,台灣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有寬廣的世界觀與進步思想,台灣文化已有很大的變化」。

國民黨以少數人治理台灣,一向視台灣人為潛在敵人而執行高壓政策;「同時在文化方面則採取同化政策,特別著重禁絕台語與消滅台灣意識」。

軍隊、警察與特務是國民黨的三大支柱,全由大陸來的外省人掌控。台灣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所管轄的中華民國的殖民地,「佔超過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人只是被統治者」。

柯旗化持平地描述,而非控訴國民黨政府的醜陋面。但是「外省人」以「光復台灣」、「解救台灣」自居,非但瞧不起台灣人,予取予求視為當然,進而把台灣人當他們的奴隸來使喚。

中國記者王思翔指出:「國民黨統治者劫收了台灣的財富,取代了日本人的地位,他們也企圖接收日帝所造成的殖民地秩序,保持台灣人民的殖民奴隸地位,以保證他們能順利而長久的掠奪。維持舊的枷鎖,是新的統治者的主要工作。」(參見:《台灣二月革命記》, p.28, 1951)

台灣無可用之人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的汪公紀,1944年上秘書長吳鐵城〈處理東方各小民族之原則〉指出:「台人琣蛣欓假妤琚A自劃範圍以與中國之其他部份有別,察其目的不外在掘取政治地位,以滿其大欲,於是強劃台灣為特殊地區,舉凡黨務問題、復員問題、駐軍問題皆欲另提討論,不願非台人參與預聞。而台人之中意見又不一致,黨同伐異,互相攻訐,台灣未光復之先竟已爭權爭位,此誠憂。故其根本治療之策,首當打破台人治台之謬見。」

柯旗化目睹了二二八後36~8日高雄被要塞司令彭孟緝血腥鎮壓後的場面。「過了幾天,我到高雄去。一出車站,就看到車站前東側的廣場上有雙手遭反綁的人倒斃在地上,子彈從後腦射入,貫穿左臉頰開了一個大洞,慘不忍睹」。他的一位小學同學更目睹了火車站前廣場,有12名雙手被反綁的台灣青年,一個個被逼跪下再予槍斃。「對臨死的人猶加以侮辱,真是可憎的野蠻行徑」。

他感慨萬千地看到母校高雄中學第一棟校舍面向操場的牆壁上彈痕累累,「邊走邊悲嘆台灣人的命運」。從雄中走到中正路與自強路的交叉口,又看見被槍決不久的屍體橫陳,「臨死前必定飽受恐怖的煎熬。我在那裡呆立了一陣子。這雖是四十五年前發生的事情,但仍猶如昨日般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有生之年,絕不可能忘記」。

1949年四六學生血案,更再一次震撼了柯旗化。《母親的悲願》不止悼念余仁德,更是告慰為台灣壯烈犧牲的烈士在天之靈。

我的囝啊  我的愛兒  只因為在二月底  寒流來彼日  你徛出來抗議  in貪污腐化  in蠻霸道  你就按呢一去無閣轉來

19495月「共匪」攻佔南京和上海,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匆匆逃到台灣。87日蔣介石把總裁辦公室遷到台北草山辦公。121日國民政府由廣州播遷台北。195031日蔣介石這位已在19491月下野的「前總統」,自導自演「復行視事」。美國眼看就要放棄對蔣的支持了,不料1950625日北韓金日成突然侵略南韓。前一個星期,618日,蔣介石槍斃準備投共的浙江省主席陳儀。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台灣中立化宣言〉,下令第七艦隊加強巡弋台灣海峽。蔣介石絕地逢生,從此得以高枕無憂,關起門來大抓「匪諜」。

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1954313日從流亡的美國寫信給國民大會:「一黨專政,軍隊內有黨組織及政治部,特務橫行,逮捕人民,威脅敲詐,苦行拷打,人權無保障,思想控制,言論不自由。」道盡了蔣父子在台灣暴虐統治的真面目。

蔣介石一介上海青幫小混混,躍然成為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黨總裁、「國父」孫中山的連襟,屠殺共產黨,以軍隊和特務「訓」人民的「政」。他手下由浙江同鄉把持軍隊與特務,陳果夫、陳立夫(CC)的「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與戴笠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兩大特務系統殺人放火,控制言論與教育。湖南人賀衷寒說:「蔣介石『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看他統駁的絕對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三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把關看守;同時又讓這三種力量互相依賴、互相牽制,而只聽命于他一人。」中國國民黨成了蔣黨,中華民國成了蔣介石私人財產的「中華蔣國」。國民黨成了「括民黨」,由蔣、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把持,壟斷全中國的資源,形成官僚資本。

槍桿子出政權的蔣介石,唯有靠特務進行恐怖獨裁統治。他深知中國官場是一張貪污的共犯結構黑網,唯有縱容部屬、親信、家臣、奴才和官僚貪污;他們自動向他上繳保護費,由他的軍隊和特務這兩大暴力工具保護貪官。

一位在火燒島和筆者同牢房的國民黨文工大官告訴我,1949年他才30多歲,前途茫茫,信步走到南京夫子廟前,問一個算命的國家前途如何,那個相士立刻提筆直書「特務當道,特務亡國」八個大字。不是共匪,而是蔣介石被手下的黨棍、貪官、特務從內部腐蝕了政權,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1949519日台灣省主席陳誠宣佈台灣地區實施戒嚴,犯下列十項之一,意圖擾亂治安者,一律依法處死刑:(一)造謠惑眾者;(二)聚眾暴動者;(三)擾亂金融者;(四)搶劫或搶奪財物者;(五)罷工罷市擾亂秩序者;(六)鼓動學潮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七)破壞交通電信或竊盜通信器材者;(八)妨害公眾之用水及電氣煤氣事業者;(九)放火、決水發生公共危險者;(十)未受允准持有槍彈或爆裂物者。

這就是長達38年的戒嚴令,台灣居民無論出門在家都必須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以備軍警特檢查,否則一律拘捕。

1949524日立法院匆匆通過〈懲治叛亂條例〉,所謂「叛徒」即觸犯刑法第100條、第101條、第103條及104條的內亂、外患罪,首謀處死刑,未遂犯罰之。因為這是條例第2條(著手實行)及第3條(陰謀),一般稱作「二條一」及「二條三」。第3條,將軍隊交付叛徒,或率軍隊投降者處死刑;第4條第12項,包括為叛徒招募兵伕、提供情報、作響導等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資匪罪);第5條是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6條是散佈謠言,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7條是為匪宣傳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10條,叛徒不論軍民,在戒嚴地區,不論身分,概由軍事機關審判。

1950613日國府又繼續頒佈〈檢肅匪諜條例〉。所謂「匪諜」即〈懲治叛亂條例〉中所列舉之叛徒,或與叛徒通謀勾結者。台灣陷入空前的藍色恐怖,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知匪不報,與匪同罪。大街小巷貼滿著「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標語,人人談「匪」色變。大小特務、抓耙仔為40萬元破案獎金公報私仇,製造冤假錯案,連跟「蔣公」流亡台灣的中國軍民也難逃家破人亡的悲劇。

「中華民國」成了秘密警察國家,暴力取代了憲法和法律,法律淪為暴力統治的遮羞布;執法機關聽命於特務,「國家暴力」成為蔣父子指揮軍、警、特鎮壓台灣人的工具。

1947年又有比日本時代更加嚴酷的〈違警罰法〉,警察可以就地取締人民,無所不罰:升降旗、唱國歌不肅靜起立者;在公共場所不向「國父遺像」或「中華民國」元首或最高統帥及其他肖像起立敬禮者,皆受處罰。警察可以隨時隨地偵訊、拘留、罰緩、罰役、沒收、勒令停業。19551024日頒佈〈流氓取締辦法〉,授權警察可隨時取締無業遊民,提報為「流氓」,械送火燒島管訓,無一定刑期。

台灣四面環海,60萬大軍及無數特務、八萬警察加上線民佈滿山邊海角,戒嚴令下人人不得隨意出國,台灣成了監獄島,蔣介石成了台灣監獄島的「牢頭」,他的兒子蔣經國則控制了特務系統。

柯旗化指出:「不明白中國是在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美名下,實行著腐敗的官僚專制的一黨獨裁國家,不少自以為為理想而奮鬥的人,其實是被野心家利用,在追求空想,為了那些空想而丟掉寶貴的生命,真是時代的悲劇,死不瞑目。我們強烈譴責反動又殘忍的中國獨裁者們,同時也不禁為犧牲的人們灑一掬同情之淚。」

柯旗化不禁問,他師範學校英文科的同學陳水木、賴裕傳與鄭澤雄因「共產黨」而被槍斃,即使他們真的是共產黨,為什麼要殺他們?不能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嗎?「即使是在軍國主義時代,日共黨魁也沒有被判處死刑。輕易殺掉受過高等教育的有為青年,何等殘酷的政府!」

第一次在保安處時,一名少年用日語唱〈月之沙漠〉後,隔壁房的人介紹他是嘉義中學三年級學生,由於父親被通緝還沒抓到,就抓他替代。「沒有人性的政權,竟然逮捕孩子作為父親的替身」。

第一次坐牢,「我從未參加過革命組織,但半年來受國民黨政權的迫害,在自我磨練當中,不知不覺間也算得上是個革命鬥士」了。

一千多名「新生」分為三個大隊,第一及第二大隊是政治犯,各分為四個中隊。此外有30多名女政治犯另編為一個女子隊。死在火燒島的成為「第十三中隊」。每隔一天勞動及思想感化教育,思想感化教育內容有三民主義、國父遺教、蔣總統訓辭、毛澤東批判、蘇俄侵華史等。「由學校都沒有正式畢業的現役少校等人擔任教官,所以編教材的工作就落在第一中隊的中學校長和教師手上」,也就是說「拿學生編好的教材,教官照本宣科地教著」。滑天下之大稽的前所未有的思想感化教育。

在特務恐怖統治下的台灣島大監獄上,政治犯關在籠仔內,他的家人關在牢房外,備受特務、警察的干擾與監視,親友不敢接近政治犯的家屬,社會大眾被警、特嚇得噤口,政治犯的女兒嫁不出去,兒子找不到好的工作,連帶親屬不能出國深造,整個社會變得冷漠無情,政治犯即使僥倖出獄,身心俱疲憊,立刻遭受冷漠、孤立、疏離、被社會遺忘。政治犯的存在成為台灣社會大眾永恆的恐怖夢魘,惡魔天空下,人人閉口不談政治,人性被扭曲,敢怒而不敢言。

3. 去殖民地化

柯旗化的寫作反映台灣監獄島的悲情,是歷史的見證,永垂不朽的作品。西方人開口閉口什麼「傷痕文學」、「後殖民時代文學」,除非坐過政治牢,哪來真正的體驗?

台灣人反抗外來殖民政權的獨立運動,從南到北各自發展,互不統屬。坐牢後,大家才發現自己並不那麼偉大與孤獨。在火燒島青山的背後,埋葬了多少人的青春,這樣的熱情,卻被一般台灣大眾嘲笑為有勇無謀、盲目衝動;出獄後人人視為毒蛇猛獸,避之唯恐不及。

台灣人反抗外來政權的血史,就在這個監獄島上譜寫出悲壯的一頁。政治犯是普通人,只是比一般人更具有一顆熱情的心,用一己之軀去承擔台灣歷史的苦難。即使只有一、兩個人,也足夠令「牢頭」蔣介石膽顫心驚,不惜動員千軍萬馬。在沒有任何第三國的支持下,美麗島的政治犯單槍匹馬抗擊外來殖民政權,雖敗猶榮。

柯旗化回家後,翻閱新出的《台灣文藝》,發現有幾首詩在批判政治、對抗政府,「我心想,這就是了!詩是短的,適合忙碌的現代人。抵抗意識強烈的詩,往往比論文和小說更具效果」。他開始創作「鄉土意識強烈的政治批判詩」,是抵抗詩。

19849月號《台灣文藝》刊出他的〈獄中的回憶〉,十一月號因文中提及二二八事件,立刻被警總查禁,幾千本被沒收。為此,他硬塞十萬元給台灣文藝社(社長陳永興)作為補償的捐獻。1987224日,在台北市日新國小校園舉辦的二二八紀念演講會上,柯旗化拜託高雄市議員林黎琤代他朗誦〈母親的悲願〉。台下許多聽眾和林女士都同時擦著眼淚。「我在心裡對余仁德兄在天之靈說:『余仁德兄,我終於做到了!全島的台灣人一定不會忘記您的。』」從此以後,〈母親的悲願〉不斷地在台灣各地的二二八紀念會上以台語朗誦。

19866月柯旗化創刊《台灣文化》季刊,努力宣揚受壓迫的台灣文化,鼓吹台灣意識。19873月第四期刊載〈母親的悲願〉和批判國民黨政權教育政策的文章,遭到查禁。19889月的第十期因為鼓吹中國和台灣的「分離意識」,被禁止出版。

柯旗化和台灣人權促進會以及民進黨立委為此到高雄市政府示威遊行,那晚就在勞工公園舉行文化演講。

此後他開始寫有關二二八事件和台灣自決、獨立的評論。《民眾日報》從1989年後半年刊出柯旗化等人輪流寫的短評「天聲人語」,「然而由於擊中政府要害」,當局強迫報社在1990年上半年停掉這個方塊園地。

國民黨除了赤裸裸的暴力鎮壓外,也不忘利用教育、媒體、宗教來洗腦,強迫台灣人認賊作父、講「狗語」,不准講母語,必須認同中國文化與歷史。大學校長兼為校園黨部指導委員會主任,教授的升遷和任用由教育部的思想警察控制,黨、政、軍、特一體化,捍衛蔣父子。大內高手的大小家奴、特務各個盤據文教高位,三民主義成為鞏固外來殖民政權的聖經。

蔣經國的「本土化」、「催台青」就是通過殖民教育培養出來的一批台灣人奴才,再吸收一小撮買辦商人(林挺生、辜振甫之流)進入共犯結構。標準樣板的省主席林洋港1979515日公然無恥地宣稱:

「台灣曾受日本帝國主義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住在台灣的中國人在教育機會上備受歧視,除醫科外,中國人沒有其他受教育的機會,尤其文法各科更非中國人所能讀,因此在光復後的教育及生活水準較大陸落後甚多。反觀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時,從大陸來的三百萬軍民,幾乎囊括了全國人才之菁英,因此這三百萬軍民來台後在政、經、社各方面的卓越表現,難免使人敏感到所謂『省籍歧視』的問題。」

20世紀大騙局的「本土化」,只有李登輝、吳伯雄、連戰之流才夠稱得上是「人上人」、「人中龍鳳」的台籍菁英,他們為外來主子有效地代理統治台灣人,並鞏固了外省權貴子弟如今仍繼續騎在台灣人頭上耀武揚威的優勢。

台灣人也曾經八年風光執政,卻是拚命捍衛「中華民國」這個早在1949101日就已被毛澤東消滅的偽政權。如果這麼輕鬆就「獨立」,那麼20世紀亞非拉三大洲各國獨立歷史,就成為天大笑話。

柯旗化出獄後近20年,直到被診斷罹患阿茲海默症,不斷地關心台灣獨立運動,他毫不諱言:「一直到台灣獨立,我們要不斷地奮鬥。一直到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府和國會誕生的日子到來。不管付出多大的犧牲,我們都要戰鬥下去。」「台灣一定獨立,為了要迎接台灣獨立的日子,我才活著。」

多麼雄壯的誓辭,坐牢17年並沒有擊倒他,反而強化了他追求台灣獨立的鬥志。

「去殖民地化」在亞非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中,首先是由詩人、作家的創作開始,奠立國民的自覺與自尊心,加上歷史家重寫本土歷史,掀起一股民族自覺意識運動,才能發動反殖民獨立鬥爭的政治、社會運動。

台灣正好相反,由於67年來慘遭國民黨的殖民統治教育,台灣人變得冷漠、自私,尤其知識份子變成「自私份子」,只求一己榮華富貴,哪管其他人的死活。台灣人蛻化成「賤民」,走狗、台奸橫行。「有志氣」而沒思想的台灣人「長輩」,以為贏得選舉就代表「台灣獨立」了。他們蔑視台灣文化與思想、藝術的發展,比日本時代的文化協會前輩還不如,整天只會投資政客搞選舉,把台灣的反抗運動引導向國民黨外來政權叩頭乞憐的政治表演。

反對運動蛻化為世紀詐騙集團的表演,吸榨台灣人反外來政權心思和錢財,去支付他們和外來政權「和平共存」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倒貼費。

柯旗化的《台灣監獄島》切中了詐騙集團的要害,但反過來被他們利用,作為欺騙人民要反國民黨、支持反對黨的階段性利用品。柯旗化和鄭南榕一樣被民進黨拱為「可資利用的神主牌」。柯旗化的作品不是社會主流,因為他反中國人統治台灣,而主流價值是仍舊由中國人統治,不管現在或將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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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34年前我和當時台大學生們一起搭火車南下去玩時,我叫邱義仁告訴不認識我的同學說我是念藝術的。在火車上有個同學走過來,我們在火車門旁聊天,他突然說:「你絕對不是學生或什麼的。」我笑著問他:「那麼你看我是什麼東西?」

「我看你是政治犯!」

我當場嚇了一跳,瞪著他,那位同學也笑著說:「我是柯旗化的兒子,我叫柯志明。」

我又大笑問他:「你為什麼看得出我是政治犯呢?」

「因為你的眼神、神態和我爸爸一樣!」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為止第一次被識破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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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解嚴後,我寫的《簡明台灣史》沒人敢出版,我冒昧地去高雄拜訪從未謀面的柯旗化先生洽談,他立刻爽朗地答應說:「沒人敢,我們政治犯怕什麼?」這本書成為絕響,至少出過幾千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