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代化的斷絕

─日本時代與國府時代的比較

楊碧川

前言

台灣近代化從一百餘年前開始,由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利用警察力量,強制台灣人改變生活習慣。台灣人不可以隨地大小便、吐痰,天氣好的時候要打棉被、拚厝內,否則會受嚴厲的處罰。台灣人被迫養成「打拚」的習慣,一改過去數百年來「不識字又兼沒衛生」的陋習。

法治是日本人強迫台灣人接受的近代化觀念。清代的台灣是無法無天的無政府狀態,法律的解釋由官吏、地方豪強任意操縱,私設公堂成為常態。人民相信「衙門八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有錢就有勢,貪官污吏滿台灣,人民怨氣衝天,三年一反,五年一亂。台灣上下烏煙瘴氣,最後迫使人民結拜成群,訴諸暴力,鋌而走險。

日本人在台灣建立法治社會,法令明確,警察執法嚴酷。後藤新平以警察作為總督的耳目,一百多條的「違警例」,授權警察就地處置,輕則處罰金、拘禁,重則判刑。使台灣人小孩夜半哭鬧時,一聽到「大人來啦!」就噤聲不敢再哭鬧。台灣人由於害怕而守法,逐漸養成對法律的信賴,不再以訴諸暴力來解決一切。最終,台灣人才相信法治。

「動員」是近代化的體現,從勞動服務─打掃街道、修橋造路,一直到戰爭時期(1941~1945年)的「奉公」,台灣人被日本統治者有計劃地納入總動員體制,最後甚至以當日本人為榮。

教育的普及,使台灣人在近代化過程中邁進一步,從小學一直到大學,終於在1930~1940年代培養出第一代台灣有教養的世代。台灣人透過日本教育,直接接觸到當代世界的文學、藝術、科學,加上法治的觀念,形成彬彬有禮的一代。

台灣50年血淚換來的近代化,卻在短短5年內被國民黨政府摧毀殆盡,台灣人又回到中國人統治的野蠻狀態。

殖民統治的延續與變形

1945年終戰後,台灣人第一次嘗試到野蠻人對文明人的衝擊。蔣介石父子以台灣人「恩公」的態勢佔領台灣。他們接受了戰前日本人留下來的遺產,更獨佔台灣社會的資源。不到1年半內,中國的貪官、暴警把台灣社會搞得面目全非,引爆1947年的「228事變」。台灣人從此沉默,接著長達38年戒嚴體制,更加壓迫台灣人最有教養的一代。

蔣父子也同時接收了日本的殖民政策(如今的總統府就是日本總督府),更把中國數千年來的野蠻統治帶進台灣。

對有教養的台灣人最大的羞辱,就是中國人說台灣人身上重了日本殖民奴化的餘毒,講日語就是漢奸。228與藍色恐怖(國民黨是藍旗而非白旗)後,1940年代最有教養的台灣人這一代在精神上完全被中國文化壓制,近代化被野蠻征服。

上海流氓集團用半山及台灣人投靠者,首先破壞台灣的法治,一切回到從前的蠻橫世界。講道理、守信用的台灣人完全被中國人擊敗。日本的特高警察只監視政治不穩者,蔣介石的特務無恐不入,利用台灣人做線民,用戒嚴體制形成天羅地網,把台灣的大人、小孩統統戒嚴起來。

蔣介石集團壟斷了台灣的社會資源,只有從中國大陸回來的台灣人(半山)及一小撮「靠山」份子才能分一杯羹。全體台灣最有教養的一代,統統淪為次等公民,在公家機關只能擔任基層人員。不識字的中國人則盤踞高位,佔盡宿舍、擁有特權;有教養的台灣人只能騎著腳踏車上班。

竊盜中國人民4億美元來台灣的講政權,如果沒有接收日本人留下來的龐大遺產,又如何在短短的幾年內重新站穩腳步?蔣介石接收了已經近代化的台灣人,驅使台灣人大力生產勞動,才有「中華民國的奇蹟」可言。台灣人的教育水準及技術、才藝,迅速地恢復了戰後破敗的經濟,解救了蔣介石的敗兵殘將。是台灣人救了中國人的這一事實,卻反而倒因為果地被解釋成蔣父子對台灣的貢獻。

國民黨政府深知自己是外來政權,必須延續日本的殖民統治政策。但是,蔣父子首先破壞法治,用戒嚴體制代替民主,父死子傳;連中國大陸搬來的國會議員也終身未改選,被台灣人鄙視為「萬年老表」。中華民國的憲法未經台灣人選出的代表制定,也未受全體台灣人民投票同意,就一值壓制台灣至今天,現在又仍在玩弄「修憲」的鬧劇。

法律只保護特權,特務鎮壓弱者,拍馬屁與出賣台灣的台奸、無恥政客、買辦官僚、御用學者騎在台灣人的頭上洋洋得意,奉公守法的有教養台灣人則垂頭喪氣。台灣50年的法治毀於一旦。

中國人隨地吐痰的不衛生習慣,對台灣人形成莫大的衝擊:亂丟垃圾(筆者曾眼見一位所謂「教授」者,把垃圾丟在別人家門前,揚長而去)、不守規矩、中途插隊、大聲喧嚷,使台灣人認識到必須向中國人看齊,甚至要比中國人更過份,才能在這個戒嚴亂世苟活下去。

反近代化的台灣

近代化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民主、法治及近代科學,至今尚未能在中國成型。台灣人被日本人強迫近代化,蔣父子卻把台灣社會拉回14世紀的野蠻中國(明朝)時代。

近代化了的台灣人永遠被打倒在地,台灣的資源及勞動成果被國民黨政府獨占還不夠,連台灣知識份子的發言權及解釋權都被剝奪才最可悲。蔣父子用槍砲、監獄征服了台灣人的靈魂。教育、媒體及宗教是中國人統治台灣的三大法寶。國與政策首先是否定台灣人的母語,使台灣人必須像戰時體制那樣講「國語」(由日語換成北京語),不准講方言,否則掛狗牌、罰錢、罰跑操場;不會講「國語」的父母,甚至被子女斥責為「俗」(song)。筆者永遠深記小學時被掛狗牌的羞辱。

教育台灣子弟認同中國、認賊作父、蔑視自己的父母及生長的土地。新一代的台灣人滿腦子中國文化,大眾媒體─新聞、電台、電視、電影統統是中國人一手控制。所謂「主流」即中國,台北觀點代表台灣,官方製作的、任意切割及扭曲的資訊,使台灣2千2百萬人迅速白痴化。

教育與媒體把台灣人的世界觀壓縮在中國及美國上面,對其餘世界(尤其歐洲及第三世界)則茫然無知。學習英文只是應付考試,台灣有幾個人讀懂柏拉圖或馬克思的著作?日本時代,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先生,家裡有一套日文的《尼采全集》;老一輩的台灣人家裡都有世界名著。如今,台灣人家裡只有酒櫃和電腦,不但不懂世界名著,更不知世界是什麼。

宗教把台灣人壓縮在「輪迴果報」和「積陰德」上面。台灣人被蔣氏父子踐踏,難道是上一輩子做壞事,欠他們中國人的罪孽嗎?老闆寧可捐百萬、千萬去蓋寺廟,也不肯讓他的員工分享應有的福利。拿剝削勞工、原住民的血汗積一己的陰德。台灣歷史上的英雄、受難者被當作七月半的「好兄弟」(厲鬼),中國神明卻在台灣大行其道。大和尚、大尼姑統統都是中國人或者中國化的台灣人。

台灣人的文化創造,統統被視為中國的邊陲文化。使用中文創作的台灣文學,是不倫不類的。用台語演出的歌仔戲、布袋戲的劇本,內容仍然是中國歷史,全體台灣人活在虛擬的中國。

滿口洋文的留學生,有著滿腦子中國士大夫的「升官發財」的觀念,表現得比中國人還惡劣;一個身穿洋服的台灣人,則又滿肚子中世紀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動輒看不起勞動大眾及原住民,洋奴買辦充斥台灣。

日本人尚不致於說台灣人是天皇的子孫,蔣介石卻強迫台灣人接受「炎黃子孫」的虛構神話。台灣人被迫壓縮在中華天朝的一角,1940年代台灣人所接觸的世界,再度被倒回中國大陸的陰影之下。

有教養的台灣人

戰後,有教養的台灣人只能繼續作為有修養的人。他們喪失了對台灣本土的發言權及解釋權,更無法也無力把他們所接受的近代化(透過日語所吸收得來的)傳給下一代。至今70歲以上的老台灣人,也只能影響50歲左右的有教養的台灣人仍然講道理、守信用。然而,40~50歲左右的有教養的台灣人統統在這個反近代化的中國人統治下無能為力。

40~50歲的有教養的台灣人,充其量掙扎成為中產階級(包括教師、律師、文藝創作者、醫師、技師、公司經理等),卻無法教育他們的下一代繼續有教養。教育及媒體全在國民黨政府控制下,世界資訊被扭曲與切割,只好用賺錢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拿「綠卡」作為退路,台灣人的起碼尊嚴何在?

中國語取代日語,所以老一輩台灣人無法把世界文化傳遞給下一代,中國文化取代世界文化,40~50歲以下的台灣人根本沒有近代化的可能。

台灣人習慣被強權統治,屈服暴力,不知世界近代化的起點即是:人的尊嚴與教養。台灣始終尚未進入精神上的文明社會。台灣人充其量只不過比中國人更有修養,換句話說,敢怒不敢言罷了。台灣知識份子口口聲聲要自由,卻沒有捍衛自由的志氣。從害怕在台灣的中國人,到不敢觸怒北京政權,完全沒有西洋人促進近代化變成富裕社會的精神,這樣有教養的台灣人,才是悲情城市的人。

1945~1950年,是台灣近代化的斷絕時代。台灣人在喪失自主權之後,連最後的近代化精神也一併捨棄;台灣人淪為經濟動作,努力賺錢,追名逐利,不再關心什麼世界文明與近代化了。

21世紀的台灣人欲迎向世界,唯有再一次的精神武裝,丟掉中國文化的包袱,才能捨棄悲情,邁向未來!

本文發表於1999年12月4日的「台灣近代化與日本」國際學術研討會

後收錄於《台灣近代化與日本》一書,一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