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著人頭入黨

楊碧川

1998.5

革命黨要黨員提著人頭入黨,隨時為黨而拋頭顱、灑熱血;選舉黨要黨員充作人頭,給黨代表變成國會議員、縣市長、甚至總統。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異呢?因為革命是要別人的命,同時也拋開自己生命的浪漫豪賭。你要對方的政權,就是要他的命,他當然先下手為強,利用政治權力,動員軍隊、警察、特務、司法來要你的人頭。不這麼幹,他的政權以及靠這個政權搞特權、作生意的,還加上寄生在這個政權下的官僚、公教人員、軍警特,人人會丟掉飯碗,甚至淪為階下囚。所以,革命份子是既有政權及既得利益階級的不共戴天的共同敵人,人人爭先恐後鳴鼓而誅此豎子。

對付革命黨,能殺則殺,當誅則誅其九族,不能殺則關,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出獄後,政治犯的黑名單永遠被政權監視,特務更威脅社會大眾不得接近他們,否則整天來查稅查戶口,弄得人人視反抗者為牛鬼蛇神,避之為恐不及。

令統治集團驚訝和迷惑的是,革命是愈受挫折就愈猛進,反抗者並不畏懼殺頭、坐牢、流亡與失業,也不怕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反而愈挫愈勇,一個凡夫俗子在被迫害後,居然成為反抗的象徵。

一旦條件成熟,社會大眾紛紛起義,響應革命,最後是統治集團分裂,官僚離心,狗腿子落跑,致命的一擊是軍隊由反動、鎮壓革命,變成把武器交給革命群眾,再強大的反動政權也就土崩瓦解了。

革命成功,新政權必須大量吸收技術、行政與管理人才,這時候從未參加革命過程的人紛紛冒出來,而提著人頭入黨的革命者早已陣亡沙場,或被敵人砍頭、或者只剩下殘缺不全的身軀了。

那些袖手旁觀的資產階級、地主、科技行政人才開始混進革命黨,從協助革命黨建立新政權,再逐步篡奪革命成果──他們可以憑科技及管理專業來上下其手,最後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以黨政、行政、科技三大集團構成政權的三大山頭,把僅存的老革命者架空,進行真正的統治。於是革命又變成反革命,新的革命又在漫漫長夜中徐徐地醞釀。

天下既已太平,人人安居樂業,以選票代替子彈的歪論再度上揚。不論那個政權就怕有人玩真的要推翻它,從來就不怕那些口頭上喊著要革命奪權,行動上卻虎頭蛇尾的玩假的。大家日子過得好好的,幹麼去破壞、去弄得天下大亂?

統治集團很快適應社會變動及一般人民的需求,更看準中產階級的投機心態,制定出一套日新又新的遊戲規則。凡是按照這套遊戲規則的,統統有賞,不玩的也沒關係,去當你的憨百姓。反對這套規則,甚至要破壞它的,就是玩真的,統治者的回應不是「殺」就是「招安」。

反對現存體制,要求改革,不論是出於個人私欲或者不忍看人民受壓迫,不論以各種反對運動形式出現,最後終究是反對的標的已經改善,再也沒有理由反對了,否則其他人會說你只是為反對而反對。

反抗體制,否定它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不論這個體制再好,也因為它是壓迫集團,或者是帝國主義的買辦集團,或是赤裸裸的外來殖民政權,或者是殖民政權的代理集團,都必須反抗到底,推翻到底,直到建立真正屬於被壓迫大眾的本土政權為止。

反對者及反抗者面臨共同的難題,要提自己的人頭拼,或提別人的人頭去討價還價。革命者會拿自己的人頭去拼,改革派會拿別人的頭去投奔敵營。魯迅在評《水滸》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閒集˙流氓的變遷》)

晁蓋打的是「聚義廳」,他死後宋江改為「忠義堂」的旗號。晁蓋不一定要奪天下,但至少和官方對立;宋江一心想受朝廷招安,替「天」(統治集團)行道。於是,反抗者變成投降者,進入統治集團的遊戲規則內。

一旦被招安,統治者就要他投名狀來,即拿別人的頭來交換。出賣人頭,宋江最內行,臨死了還先把李逵毒死,免得這個黑旋風去鬧革命,枉費他苦心受降的心機。

統治者不見得要宋江之流進入體制,但可以安排或容忍他們另立一個反對黨。民主政治就是輪流執政,問題是執政黨有權有錢,加上控制媒體與教育,何況又有龐大的黨政、官僚體系,反對黨要執政,除非執政黨內部矛盾已致不可收拾,否則遙遙無期。

於是,反對黨成了軟腳蝦,但是它的手上又控有社會上不滿執政黨的人頭──選票。既然不搞革命,這些人頭就淪為政客的私產,既可對執政者討價還價,也可在自己的黨內形成大小山頭。於是,國會議員、地方山頭、縣市長紛紛比誰的人頭多,誰就有機會出線。

支持反對黨的人頭變成「癮頭」(giàn thâu),拿自己的人頭去供養「角頭」(山頭、公職)「賊頭」(公然與敵人喝咖啡、大和解、喧嚷著要大膽西進之流);更加可悲的是把自己的頭賣給「龜頭」!(大丈夫能伸能屈,盤據黨機器,那怕不出頭天?)

反對黨的「三個頭」,完全建立在出賣支持者的人頭基礎上。既然可以投降受招安,何苦執政?當反對黨可以逍遙、名利雙收,又不必負責國家興亡。既然可以賣人頭,何愁那一天再把人頭賣給另一個更加強大的buyer呢?

「三頭」萬歲!「人頭」真衰。